徐海东将军在新城堡

王根权  （一九八八年八月）
新城堡地处洛川县境北山区平原，和富县牛武交界。一九三五年冬末，徐海东将军率部曾驻该堡二十天，并过了元旦，作为房东，我的爸爸妈妈有较多机会接触将军，并了解二十天来城堡里发生的一切。爸爸妈妈虽都不识字，但记忆力都非常好，对这一特殊的经历记得就更清楚，也许是爸爸的农活和外事较多，对这段时间村子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总不如妈妈那样了解的细微，讲起来也就不如妈妈逼真动听。
记得从幼儿时起，妈妈就爱将这一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也总爱让妈妈讲这个故事。就在妈妈病重期间，我最后一次看望妈妈时，妈妈还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妈妈对其中的各种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他们的举止表情都记得非常深刻。一九八五年我根据妈妈的讲述，写了一篇题为《红二十五军洛川经历记》刊登于洛川县文史资料第二期。我的父亲于一九七六年二月病逝，母亲去年九月也因病离开了人间。为了使这一历史史料不至失传，也为了悼念我的母亲，悲痛之余，我将妈妈讲的这个故事进行了整理，以此怀念。
一、破城
新城堡名曰城堡，其实是个三面临沟，仅东面筑了一道城墙的土围子，当地将这样的村庄结构俗称寨子。修寨子的目的在于避匪乱。这个寨子东西长而南北短，当时寨子里共住有人家五十来户，三百来口，大都是贫苦农民。我家院子在寨子的最西头，西北紧邻深沟。
寨子里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驻扎，只有一个反动民团支撑着。这个民团有骨干十余人，长枪六支，短枪一支。团首王玉成，小名王书民，本村人。陕北闹红给这个城堡笼罩了紧张的气氛。这个反动民团依靠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和临近的寨子里的反动民团相互串通。他们欺压百姓，搜刮民财，断路毁桥，抢掠过往行人，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对我红区进行封锁。一九三五年冬，红军驻扎道左铺，又在榆林桥打了个胜仗，在直罗镇围歼了牛师长，这接二连三的消息如同大地震一样，震的城堡里的反动民团更加恐惶不安。他们将寨子里的青壮年全部编组入册，白天修筑工事，夜里轮流守城、守沟畔。没有武器就让拿着斧头、锒头等农具。城门和城上由团匪轮流值班。青壮年无特殊事情不经许可不得出城，老弱出城也要受各种刁难限制。城门每天吃过早饭才开，太阳还有一杆子高时便关了。如若出城的人归来误了这个时间，凭你如何喊叫也不会开城门的，只好在城外冻上一夜。他们还进行着各种反动宣传。什么“共产、共产，见人就杀，见人就铲”，“朱毛、朱毛，人身子长个猪脑（当地俗称，头的意思），吃人心，喝人血。“红军来了要屠城，要用人血将城染成红的”，等等。山里人生性憨厚，容易信真，加之人们又没有见过真正的红军，心灵深处滞留的只有以往匪祸的创伤，此时此刻怎能不怕？那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听凭反动派的驱使。
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阳历12月23日）夜，红军红经富县牛武镇至新城堡，将沉睡的寨子团团包围了。凌晨时分，突如其来的呐喊声惊醒了熟睡的人们。寨子里鸡鸣狗叫，顿时乱作一团。青壮年们拿着农具，胆怯怯地到给自己编排好的位置守畔，妇儒老弱在家里吓的围作一堆。
我家只有五间上房我们住着，四间东厦房伯父家住着没有大门，是一个敞口院子。两家人都种着山地，农忙时间都住在山里，只有到了冬天，农闲时间才回家住。不知是伯父提前知道了什么消息还是有什么予感，农活完后还让伯母和孩子留在山里。伯父被驱守畔，父亲恰因亲戚家过事外出行了门户。现在整个院子里就留妈妈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哥哥。寨子里的骚乱加给妈妈的恐惧比起别人就更加深了一层。妈妈将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将门插了又插，也不敢点灯，坐在炕上瑟瑟发抖，呆呆地望着窗户。不知是在期待天明，也不知是害怕天明，既想听到外边的动静，又怕外边的消息传到这漆黑的小屋里。
此时的团首王玉成正发疯般地督促着团丁往城头上爬去。以往横行乡里只知鱼肉百姓的家伙们何曾见过这样的场面？从城上往城外看去，黑压压一片全是红军，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直打哆嗦。王玉成本人也晕了，也不敢开枪了。红军若趁势攻城，可谓“即刻就破”，但是红军却未攻城，竟一枪也不放。
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犹如演戏一样，大队红军原地休息，旁若无事，而一小摄团丁却象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不知所措。
放晓时分，进攻开始了。不过射进城内的不是枪弹，而是政治喊话。政治喊话的内容是，“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们只打土豪劣绅”。“放下手中的武器，各自回家去吧！”，“走狗们，你们开枪吧，我们一人背一颗子弹，看你们有多少子弹。”……
这些喊话，胜似炮弹。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反动民团一直不敢放枪。村民们听着听着心中的恐惧渐渐消弱，守畔的农民也纷纷拖着农具回到了自己家中，连王玉成的一些亲信也弃枪走了。王玉成看到身边没有几个人了，自知寨子难守，慌乱放了两枪（伤我一人）后，带着其弟王书义和两个团丁弃城从西南绝壁处攀索下去，企图逃命。当他们下到沟底时，这才发现，我红军战士已在那里守侯了多时。王玉成无路可走，开枪顽抗，被当场击毙，其余当了俘虏。王书因攀索不稳，摔伤了腿，不能行走。团丁李麦上前说道，王玉成兄弟是他妈守寡养的，老大死了，就留老二一条命吧。并愿背其行走。红军战士说，这等人留不得。随即给了一枪，又从腰间解下一条白洋布带子系在自己腰间，并说“物归原主”。李麦这才认清，眼前的这位红军便是前几天被王氏兄弟抢了羊，夺走腰带的那个陕北“羊贩子”。
李麦和另一名团丁被压着回到了村子里。在王玉成弃城逃走的同时，城里的几个贫苦农民打开了城门，欢迎我红军进城。在群众的检举下，反动团丁都给抓了起来。是谁开的城门，当时还是秘密。第二年东北军来了，王玉成的母亲告发，这个秘密才得以公开化。原来开城门的是伯父王黑保带的头，另外的三人是王满省的父亲（姓名不详）王金浪、杜老三。这四个人被东北军抓了起来，押在富县交道的团部，后经多方搭救，家人出钱，才放了回来。
可怕的黑夜总算过去了。混乱中寨子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妈妈此时是无法知道的，她依然呆呆坐在炕上紧紧抱着不满周岁的大哥。约摸早饭时间，院子里的脚步声和紧接着的敲门声使妈妈本来就很紧张的神经更加紧张，心砰砰地直跳，全身筛糠般地哆嗦，当打开门看到全副武装的红军时，妈妈便瘫在地上，红军将妈妈小心地扶到炕上，并反复地说道：“同志，不要害怕，我们是穷人的队伍。”妈妈不懂同志是什么，但看到红军一个个温柔和蔼，举止端止，说话和气，并无歹意，便相信他们确实是好人，恐惧和害怕也就渐渐地消失了。
伯父一人不知是忙什么，也不在家吃住。爸爸行门户还没回来。妈妈带着孩子临时到别人家去住。整个院子都让了出来给红军住。
五间上房，中间三间是正屋，西边一间是个套间和西屋走一个门，东边一间另开一门，是奶奶的佛堂。因为奶奶刚去世不久，佛堂一切摆设如旧，仍被尊为圣地，平时房门锁着，家人很少进去，这次红军也没进去。伯父家的四间东厦房靠南三间住人，靠北的一间隔开另一开门，家里人管叫小房。这天院子里除了佛堂其余房子住的都是伤兵。轻伤员住在地下，重伤员住在炕上，他们穿盖都很单薄，有的伤口还化着脓。有两个女的，二十多岁，剪着短发，中等身材，长的很俊俏，出出进进换药洗伤口，照顾着伤员。房子让了出来，但家里还有鸡猪等牲畜，妈妈一天还得回来照看几次，还得到家拿些什么东西的。
破城的第二天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阳历12月24日），一清早，伤员被转往别处。吃过早饭，徐海东将军到。西边套间作徐海东将军的卧室，三间外屋既是办公室也是会议室。小房里住着电话班，有电话还有电台。这天上午爸爸行完门户回来，一家人又都住在了伯父家。过了两天伯母和孩子也回来了，白天两家人就在一起吃住。妈妈并不知道什么是电台，也没人告诉过她。妈妈说，她见小房一个人耳朵上整天扣着两个皮碗，而觉得好奇。后来人熟了，一天人家将皮碗让他戴上，只听到里边翁翁作响，好象被扣到大缸里，人家不知道动了个什么，只听“嗡”地一声，吓的赶快摘下了皮碗。现在想来这无疑就是电台收信机了。
寨子里除了反动团首王玉成外，还有甲长刘根纪，他们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老二名叫刘定，老三名叫刘    。他们为人刻薄，额外派钱滩粮，放帐收租子盘剥百姓。为收租子他们甚至将农民炕在炕上的谷子、倒在碾子上的米都强扫下来装走。村民给这兄弟三人每人起了个外号，老大叫刀子，老二刃片，老三叫磨石，有道是，刀子和刃片不快了，在磨石上磨一磨又快了。刘刀子和国民党匪特素有来往，这次他们大概事先听到什么风声老早都溜走了。老二刃片没跑多远，钻到距此十华里的嘴头寨子。新城堡寨子破后嘴头寨子也破了，刀片被抓住了，这天也押解回村。
上午，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在群众的一片强烈呼声下，决定处决民愤极大的两个反动团丁，韩丙章、韩牙娃和东北军的一位探子露根才。其余民愤不大或出身贫寒的团丁当场释放。刃片刘定这天没有处决，只是拉去陪了一次杀场。据说不杀刃片的目的是要刀子回家出面。
开会前妈妈看到，这三个家伙被分别押到上房，徐军长亲自问过话后被带走。三个杀人的和三个替刀的也是从上房出发的。徐海东的一个护兵还将以往杀人的经过说给妈妈听。杀人时，妈妈本来也挤在人群中准备去观看，但一看到三个面如土色的囚犯，联想起三个替刀人又不由得害怕起来，中途便回家了。进到院子，正巧军长往外走。军长问，你怎么不去看呢？妈妈也不知该怎么说，军长笑着出了院子。
十余天过去仍不见刘刀子回家出面。腊月初十（1936年元月4日），徐海东将军率部离开了新城堡。临走时，将刀片刘定杀在村外名叫蝎子槽的地方。这一次妈妈是跟着看了。刘刀子后来在刺探我军情报时被抓获处决。磨石不久病死。
三、探子
套间里住的是位什么人，起初妈妈是不知道的。但是，总觉得这位三十开外、黄面皮、长方脸、缺影门牙，很少说话，很少看到笑容的红军与别的红军不同，他的周围总有一股说不出的神秘劲。到院子里找他的人来往走动频繁，两个腰间各插有两把红绸子包着的手枪的护兵出出进进，很少离开院子。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妈妈这才知道了套间里住的那位红军的身份。就是杀人那天，人们都去看杀人去了，妈妈中途回家后不久，一个身背竹篓的道人窜到院子里，自称是收字纸。我家没有读书人，我家没有字纸，尽管妈妈几次告诉道人，但这位道人却仍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搜寻着什么。道人走后不久，伯父陪着一位红军找妈妈，二人神情严肃，一见妈妈便问，刚才院子里来过什么人？妈妈将道人的情况告诉后，从两个人的表情里妈妈看出村子里发生了大事，而且与那位道人有关系。果然，村子里顿时增加了好多岗哨，人们到处在寻找那个道人，但一直到第二天傍晚仍未找到。
从红军来的第二天，国民党的飞机便来扰乱轰炸。到了第六天，也就是道人出现的第四天，飞机比以往来得更早了，架数次数也增多了。从早上太阳冒花，到傍晚太阳快要落山，几乎不停气。炸弹都是冲着我家院子来的。村里人纷纷议论，那老道是东北军的探子，探明徐海东住在我家院子，要用飞机将我家院子炸到沟下边。两位护兵也告诉妈妈，他，就是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他们俩一个姓张，一个姓李，是徐海东的贴身护兵。姓张的护兵穿着很好，爱说爱笑。有两把含子枪，一把带着皮套，一把没有带套。他还给妈妈夸耀，他的含子枪是二十响。姓李的护兵穿着很破，连棉衣都没有，很少说话，右边脸上有一颗滴泪痣，很少说话。
城头上专门有一人负责眺望，看到飞机便吹号，人们听到号音都隐蔽起来。开始隐蔽是由红军战士组织，后来人们也就习惯了，自行隐蔽。我家院子两边下个小坡有土台叫下窖科子，下边有几面破旧的土窖洞，以往是不住人的，现在成了村里人的防空洞。这几天一听到号音，人们便携儿带女往里钻，每个窖洞都是挤得满满的。飞机刺耳的叫声，人们相互的拥挤，吓的不懂事的小孩哇哇地啼哭。母亲们害怕孩子的哭声招来炸弹，有的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有的干脆用手强行捂住。
最是妈妈不能理解的是，飞机整天狂轰乱炸，人们都隐蔽，唯独军长一人不躲不藏，每次号音响时，人们都手忙脚乱，匆匆地往窖洞里钻，而军长却旁若无事，风闻不动，坐在柴火旁继续看着书。城头上第二遍号音响时说明飞机已经过去，人们又一个个从窖洞里钻出来。每次跑完飞机，妈妈顶着满身尘土回到家时，军长依然是走时的那个姿态。军长平时很少说话，但有时也主动地和妈妈拉些家常。一次跑完了飞机，妈妈进到家门，只见军长望着妈妈发笑，原来妈妈的头上顶了一张结满尘土的蜘蛛网。和军长的一次闲谈中妈妈问道，飞机来了你们的兵都跑（隐蔽），你还叫你的护兵帮我抱孩子招呼着我们跑，你怎么不跑呢？你不害怕飞机吗？军长哈哈一笑，连声说道，不怕，不怕！
说来也怪，每天飞机来四五次，每次都是好几架，飞机几乎都是擦着树梢飞过的，炸弹一次再一次在房后沟底爆炸，弹片将我家西边院子的墙皮炸的如同鸡扒了似的，可军长则安然无恙，我家的房子也片瓦未伤。村子里也没有炸毁一间民房，伤亡一个老百姓，只有一个红军战士的屁股上中了一颗弹片，一只乱窜的老母猪炸伤了肚皮。每当妈妈说到这里时，总是对我们说，这是徐海东将军的“星宿”。
其实那是什么“星宿”，分明是军长的胆识。
红军的穿着都很破旧。当时已是十冬腊月，战士们有的只穿一件棉衣，有的则连一件棉衣都没有。不少战士的肉体都露在外边，被寒风刺的紫一块、青一块。军长的两位护兵也是这样。姓张的护兵穿着稍好一些，姓李的护兵穿着很破旧，不但没有棉衣，单裤子上还破了个洞，膝盖都露在外面。尽管如此，红军战士一个个精神却很饱满，纪律非常严明，的确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连生火用的劈柴也是自己到村边沟里去捡。我家西边靠沟沿有座观音庙，庙旁有棵不成材的爬爬柏树，虽然早已枯死，却无人砍伐。每天姓李的护兵提着斧头沿着树干经直走上去劈柴禾为军长生火取暖。军长离开了村子，这棵柏树也刚好给劈完。
第二年的正月十一，东北军来了一个营驻扎在我村，营长姓宋，他也非要在我家住不可。爸爸妈妈不想给他让房，他口口声声骂爸爸妈妈是共产党，并说徐海东来了你们让房，我来你们就不让！爸爸妈妈无奈只好将房子让了出来。一天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走到妈妈跟前问妈妈看认识他不。妈妈摇了摇头说不认识。他哈哈大笑说，你还记得那个收字纸的道人吗？妈妈蓦地一下记起来了。原来村子里人们议论的都是真的，他就是探子。探子告诉妈妈，他姓朱，是个连长，并诉说了他那次逃离的经过。那天探子从我家出去后，窜了个巷，来到村后一个孤老太太家，这老太太信佛，见他是个出家人，加之探子的花言巧语，使老太太产生了侧隐之心。探子在老太太家的柴禾堆里藏了三天。第三天的晚上，老太太用绳子将探子从房后沟边吊下去，探子乘夜色沿沟出去逃离了新城堡。
四、回马枪
寨子里的人计算日子一直沿用农历，不用阳历，素常只过阴历节，不知阳历节。腊月初七，爸爸妈妈和村上的贫苦农民男男女女都被请去作客，说是过阳年。男女是分开用的餐。饭菜虽然简单，但军队请老百姓吃饭作客，这在城堡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算的上庄稼人天大的面子。战士和老百姓济济一堂，有说有笑，分外亲切。
不满周岁的大哥，连天来跟着妈妈，颠颠波波，又惊又吓，可能是风地里吃了些奶着了凉，发了高烧。寨子里人生了病是很难请到医生，也请不起个医生，穷人家就更不用说了。孩子一连病了几天，不吃不喝，爸爸妈妈抱着孩子只是着急。军长知道后，让姓张的护兵领来一位医生，给孩子看了病，送了一包药。虽然孩子后来死了，但军长的恩情爸爸妈妈都一直记在心里。
腊月初十（阳历1936年元月4日），吃过早饭，徐军长率部离开了新城堡。红军一走，贫苦农民顿时失去了安全感。村子里谣言四起，传的最广、使人最害怕的是，东北军来要把为红军办过事的和接近红军的人家杀的鸡犬不留。人心慌慌，有的逃到山里，有的到亲戚家躲避。徐军长住在我家，我家当然属“鸡犬不留”之列了。只是十冬腊月，破衣烂衫，怎个逃法？亲戚又都是些穷亲戚，无奈，只有听天由命了。村子里的富户人家和血仇人家转眼活跃了，红军上午一走，下午就有人到富县交道镇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驻扎在那里的东北军。晚上果真东北军派了一个连的部队，由送信人带路直扑新城堡。
半夜时分，西边距寨子五里地的西村桥上响起了机枪声，紧接着南边、北边两路口都响起了机枪声。寨子里顿时象开了锅，人们有的携儿带女，有的扛着行李包袱，潮水般涌往城门口，出得城后见几个路口都有枪声，反又折了回来。
枪声响了只有一袋烟的工夫就停下来了。人们呆呆地聚集了一会，便又回到自己家中。虽说人们一夜未敢脱衣睡觉，但除了几声狗叫之外，寨子里却没有任何动静。第二天有人在西村桥上捡到了一个喝水杯子。原来大队红军撤离新城堡后，暗地里派了一个班三挺机枪，于当天傍晚分别在西南北三个路上埋伏，以防袭击新城堡群众的敌军。西村桥枪声一响，另两处枪声响应，敌人生怕中了埋伏，未敢策战，抱头就跑。两个送信带路人自知坏了事，趁乱从山路逃离，再也不敢见其主子去了。
只隔了一天，腊月十二（阳历元月6日），徐海东将军再次率部来到新城堡，军长仍旧住在我家。不过这次爸爸妈妈没有到伯父家住，而住在了里屋套间里，三间外屋即是军长的办公室会议室，同时也是军长的卧室。这样的住房很不方便，尽管爸爸妈妈非常注意，尽量是来回出进少走动，但不影响军长的工作和休息是不可能的。军长在这里也很注意，也不计较。军长每天起的很早，而且又睡得很晚。里外屋只有一墙之隔，被次间说话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一天军长和一位看来象客人的人在外屋睡觉，两人的谈话非常投机，一直到鸡叫时分还没入睡。谈话的内容妈妈听不懂，妈妈只听懂了军长向那人介绍时说自己今年三十六岁。因为锅灶在三间外屋里，做饭势必影响军长的工作，故这段时间很少自己做饭吃。护兵每次打饭都多打一份回来，军长也常常将自己的饭菜让给爸爸妈妈吃。军民真的成了一家人了。
那时纸张非常奇缺。军长第一次走后，妈妈从炕上席底下找到了几张纸，上边虽说有字，妈妈却不认识，只见纸还大大的，便糊在窗户上。第二次军长一住下，便发现了糊在窗户上的这几张纸。妈妈向军长说明了情况，但见军长脸上表情异常严肃，却没有说什么，只是打了个咳声。随后自己动手，醮了些水将纸浸湿，再用小刀轻轻地剥下收了起来。，
腊月十八日（阳历1936年元月12日），徐海东将军率部离开了新城堡。临别时，送给我家一双毡窝子和一块油布。毡窝子爸爸当时就穿了，油布爸爸妈妈后来在山里种地时一直带着它。夏天铺在地上睡觉，冬天则挂在门上御风，后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这块油布在战乱中丢失了。
日月流逝，四十多年过去了，徐海东将军逝世也二十多年了。将军在城堡里生活战斗的这段情景，将军的音容笑貌，以及给城堡带来的变化妈妈永远是不会忘记的，已深深地印在了她老人家的脑海里，这是妈妈一生最爱讲的故事，也是我们最爱听的故事。现在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从今往后再也不会听到妈妈的声音了。